文艺批评 | 罗岗：现代国家想象、民族国家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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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是罗岗老师一篇旧文，是《现代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罗岗 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一书的导论。自现代性问题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后，一系列以前没有被充分重视的论题重新得到了深入的阐发，但是，由于“现代性”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仅从“文学”的角度一般性地把握“中国现代性问题”，往往容易流于空泛，难以深化。《现代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书的研究旨在寻找到“文学”与“现代性”之间的中介环节，以“现代国家想象”这个问题意识作为沟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有效中介和关键环节。

从“现代性国家想象”与“现代性”的关系来看，“现代国家想象”作为“现代性”的支配性范畴和核心动力，重新规划了人们对世界图景、公共领域和个人生活的理解。从“现代国家想象”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来看，“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述，自觉地将“20世纪中国”与“文学”、文学内部和外部研究相勾连，从而把“现代性”的问题意识植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因此，罗老师强调，从“现代国家想象”的角度来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将会根本上包容、丰富和扩大“国家”与“文学”的内涵，有可能在一个新的讨论空间中贡献出具有双重意义的创造性学术成果：一是在思想史和当代理论的意义上，向当代中国及思想文化界提供从其自身历史中爬梳出来、因而是它迫切需要的、比西方理论更能切中中国问题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二是在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上，开辟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即从清末到现在的文学）的基本价值的新视野，并在此基础上促进“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主流研究范式之后的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为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打开一个新的远景。

本文为《现代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罗岗 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的导论，原刊于《文艺争鸣》2014年第5期。本次推送为收入书中的修订稿，感谢罗岗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罗岗

现代国家想象、民族国家文学

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构

一

近年来，随着中国现代性问题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一系列以前没有被充分重视的论题重新得到了深入的阐发，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文学”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和社会中所发挥作用的理解。但是，由于“现代性”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从制度的建设、观念的更新，到语言的变革、感觉的重铸……可以说，因为“现代”这个幽灵的介入，整个世界的面貌从内到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仅仅从“文学”的角度一般性地把握“中国现代性问题”，往往容易流于空泛，难以深化。所以，如何寻找到“文学”与“现代性”之间的中介环节，是能否对现有的“文学现代性问题”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框架即建立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的关键。在我们看来，“现代国家想象”就是沟通“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有效中介和关键环节。

《现代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

罗岗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

纵观东西方历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往往被视为“现代化”的标志。尽管这一“民族形成”和“国家建设“的过程颇为繁复——譬如西方“自发性现代化”国家与非西方“被动性现代化”国家所经历的转化历程就有很大的差别——但“现代国家想象”作为“现代性”的支配性范畴和核心动力，毫无疑问地重新规划了人们对世界图景、公共领域和个人生活的理解。[1]具体到中国，晚清以来面临西方列强的入侵，就使这个古老的国家处于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的艰难历程中，这一历程从19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逐渐形成了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新的现代国家想象”，也即一种对于“现代中国”的富于远见和博大气概的认识。它的核心内涵可以归纳为这样两点：第一，中国已经被动地被拖进了无情竞争的现代世界，因此，必须用“西洋”的方式将古老中国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建设足以与西方强国对抗并取胜的综合国力；第二，但同时，中国不能放弃自己的文化，相反，要将其发扬光大，以此保持比竞争性的“西洋文明”更优越的文化特质，并进而为整个世界的文明化贡献力量。[2]

在思想层面上，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中国思想家和文学家，从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鲁迅乃至毛泽东，都对这个新的“国家想象”贡献过自己的思想。它因此也就成为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转折和变化的具有起源性与引导性的决定因素。而在历史层面上，由于现代中国的“国家想象”自诞生之日起，就置身于内忧外患的境遇中，虽然它被历史所规定的核心内涵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但作为应对整体性危机的方式，由于危机在具体语境下的表现形态各异，再加上对危机症结所在的理解也互有冲突，由新的“国家想象”就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以及国家建设的话语和实践。因此，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读解为多种为了实现新的“国家想象”的方案与实践相互竞争，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产生出不同的主导性方案的历史。当然，文学不可能自外于这一历史，相反，作为建构“国家想象”的最为有力的手段，20世纪中国文学必然汇入到各种方案、话语和实践的漩流中，从中获取了自身独特的诗意、美感、价值和现代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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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章太炎

康有为

梁启超

孙中山

鲁迅

毛泽东

由此可见，我们需要从现代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出发，重新理解和构想“现代国家想象”和“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力图超越过去对现代中国的“新的国家想象”的过于狭隘的理解——譬如把富有中国经验的“国家想象”简单地归之于“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再譬如把由“新国家想象”衍生出的不同方案和实践僵化地归结为党派与政见之争——更准确地把握现代中国的“国家想象”所特有的巨大历史内容和峻急的时代特色。即使在西方思想界，也有将“现代国家想象”作为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来予以把握的倾向，最著名的莫过于黑格尔的“伦理国家”的概念[3]——这一概念经由日本，极大地影响了东方现代思想对自身历史以及未来的规划——它不是在狭义上理解“国家想象”，而是将其与对西方现代性内在危机的自我克服联系起来思考，极大地拓展了“现代国家想象”的范围。因此，如果从“现代国家想象”的角度来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从根本上包容、丰富和扩大了“国家”与“文学”的内涵，有可能在一个新的讨论空间中贡献出具有双重意义的创造性学术成果：一是思想史和当代理论的意义：向当代中国及思想文化界提供从自身历史中爬梳出来、因而是它迫切需要的、比西方理论更能切中中国问题关键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二是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开辟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即从清末到现在的文学）的基本价值的新视野，并在此基础上促进“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主流研究范式之后的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为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打开一个新的远景。

二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1987年陈思和、王晓明提倡“重写文学史”，90年代中期以后3本重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被各大学普遍采用为教材，以及大批以20世纪为基本时间框架的文学专门史和通史著作随之相继问世[4]……这一系列现象标志着8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以“文学现代化”为主要分析框架的“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已经明确成为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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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钱理群 吴福辉 温儒敏 王超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年8月

《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8月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陈思和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年9月

如果从“现代国家想象”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来看，“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述，自觉地将“20世纪中国”与“文学”相勾联，自觉地将文学内部和外部研究相联系，从而不知不觉地把“现代性”的问题意识植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在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人谈”中，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现代民族文学”，虽然他们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关系，依然是在“走向世界文学”的乐观基调下展开讨论，但应该说这已经触及到相当关键的所在，是一个相当具有启发性的路径和起点。[5]不过问题在于，在“文学现代化”话语笼罩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它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性质究竟为何？”这一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自觉意识。“20世纪中国文学”是以一种未曾自觉的“现代性”来读解这个时代的“文学”，同时又以一种不加反思的“文学性”来读解“20世纪中国”，这就造成了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和中国现代文学问题的双重窘境。[6]

1990年代以来，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成为主导性的研究模式，对它的反思也日益深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明显——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是对反思成果的最初汇总[7]——就“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而言，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中明确指出：“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她点破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特质：它必然是与“20世纪中国”这一“现代国家形态”密切相关的“文学”。这一论述使中国现代文学关于“现代性”的追问，突破了纯粹文学及其批评研究的框限，打通了与更大的社会历史语境的真切关联，落实了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密切联系，的确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理论空间。[8]

很显然，刘禾的观点受到了美国学者本·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现代民族国家”与“现代文学”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的启发。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一书中指出，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通过设定一个广大的读者群体并吸引这个群体相互认同，有助于创造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共同体”既是有界限的，同时它又对一切能读懂它的语言的人们敞开，所以，印刷术和资本主义相结合催生出的印刷语言与印刷文学，直接扩展了人们的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幅度：“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共同体成为可能，而自其基本形态观之，这种新的共同体实已为现代民族之登场预先搭好了舞台。”在这个幅度之内，虽然大家都素未谋面，但“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感，仍然可以透过“文学”塑造出来。正如安德森所说：“小说无声地、不断地渗透到真实之中，默默地创造着一种非凡的共同体信念，这正是现代国家的特征。”[9]刘禾之所以将中国“现代文学”简单明了地称之为“民族国家文学”，她是为了把“民族国家文学”以外的文学实践，那些已经被打入“另册”的作家作品重新纳入研究的视野。譬如她对“纯文学”的解释：“如果‘纯’指的是拒绝与民族国家文学为伍的立场，而不是独立于意识形态的文本，那么，这一说法足以表明命名的颠覆性”，就很具启发性。不过问题还需要继续深化，既然想象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同样是20世纪中国文学实践和发展共同面临的重大语境，“民族国家文学”如此，所谓“纯文学”以及其他“非民族国家文学”何尝不是如此。[10]

刘禾

本·安德森

可以说，“民族国家文学”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批评视野，却并不能内在规定某一类文学的性质。正如柄谷行人在《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中所显示的，从“风景的发现”“儿童”和“疾病”的问题以及“自白制度”的建立等方面，都可以考察“现代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11]因为文学实践是开放的，既然没有纯之又纯的“纯文学”，那么，“民族国家文学”不妨以民族国家意识以外的视角来解读，而被打入“另册”的其他文学更不妨以“民族国家文学”来加以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100多年以来至今仍在变化中的文学现实，是现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渴望“现代”、争取“现代”而又反抗“现代”的宝贵经验的艰难表达……它内在地包含了诸多无法被知识化和客观化的内容。研究对象的生长性和不确定性， 提供了将这一过程“历史化”的可能性，同时也对研究者的思想力和想象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对文学“想象、建构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反省，使得“民族国家文学”的视野浮出了历史的地表，为重新讨论“现代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而另一方面，为了对现代中国的“国家想象”有更深一步的理解，就必须回到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在充分尊重和发掘现代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重新理解“新的国家想象”以及这一想象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在关联。就前者而言，汪晖四卷本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以宏阔的历史眼光和理论视野重绘了由“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过程中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复杂面貌；孟悦的《现代不是什么》一系列论文通过对江南制造局、商务印书馆等个案研究，揭示出“新的国家想象”如何影响和规定了中国传统内部回应“现代”挑战的不同方式；[12]而海外中国现代思想研究的某些代表性成果，如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林毓生的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主义》（The Cr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和五四遗产》（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德里克（A. Dirlik）《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Revolution and History：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等，虽然没有完全摆脱“现代化”叙事的制约，但在具体处理“国家”与“启蒙”、“左翼”、“革命”等关系上显示了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大的启发性。[13]

不过，就后一方面而言，如何将这些富有建设性的思想成果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发现文学中所蕴含的丰富性，并将其有效转化为应对当代问题的精神资源，进而继“ 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文学史研究范式之后，发展出重绘“中国现代文学”新的方向，这方面新的研究思路才刚刚出现，主要表现为：第一，针对过分依据西方式“现代化”思路的局限，有意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批判性地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各种“现代”取向；第二，针对“新文学”本位的特点，有意重提或新创涵盖面较大的新概念，扩大研究的范围，这在一些研究者的著作中——如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特别是蔡翔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 （1949-1966）》等——已经初露端倪。[14]

《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 （1949-1966）》

蔡翔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到目前为止，这些新的研究思路大多处在初级阶段，即便有部分已经得到展开，但如何在新的方向上继续推进，而不是有意无意地返回到传统的对“现代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依然是很大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而这正是我们希望承担，并做更大努力的方向。

三

我们的目标是重绘现代中国“新的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地形图，但采取的方式是以“点”带“面”，即以若干深入的专题研究，在这幅地图上有选择性地取点深掘，并以这些不同的点互相呼应，凸显出若干具有全局性的分析和总结。对这些“点”的选择并非任意的，而是要兼顾两方面的特质：一是体现出由新的“国家想象”衍生出来的各种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以及国家建设的话语和实践之间的竞争关系；二是考虑到这些方案和实践在竞争过程中对“文学”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以及“文学”如何在参与这种竞争过程中形成自身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增订本）》

陈平原 钱理群 黄子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

根据这样的原则，我们将围绕如下几个“点”来展开研究和论述：第一，是以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为中心，向上追溯至晚清，往下联系到“五四”，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这一新的政治形式所包含的危机，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回应危机的方式得以成型；第二，以1920年的“大革命”为起点，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套新的解决危机和国家建设的方案与实践浮出历史的地表，中国现代文学因为“左翼”、“革命”和“大众”的介入而发生了深刻的转向，这一转向一直影响到40年代的“延安文艺”乃至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第三，以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从“文革”到“改革”的转折为中心，正是这个转折导致了所谓“新时期文学”的形成，它向上可以回溯到“文革”和“十七年”中“国家”与“文学”之间的特殊形态，向下则能够把握住整个“80年代文学”的走向；第四，以90年代中期“市场社会”的来临为重点，随着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由此导致了文学形态——特别是当代文学的生产方式——的转换，20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文学观念、文学体制和文学样式都面临着深刻的挑战。

具体而言，首先需要论述现代中国“新的国家想象”的基本内容和形成过程，进而分析作为这个想象的重要结果的一种宽阔的“世界”视野，并且指出这个想象和视野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同时深入讨论现代文学在承载上述国家想象的影响之后产生的内在困境，以及由此困境引发的现代文学在20世纪一二十年的突进式变化；接着围绕左翼思想与“新的国家想象”、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在联系展开论述：清理左翼思想的源流，描述左翼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进而分析左翼思想与国家想象的内在联系，寻找二者在同质－异质、同谋－背叛等方面的基点或者岔口，以及两者在建构、传布、规约和表达等方面的策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描述左翼思想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描述两者互相制约、互相推动的种种方式，由此呈现知识分子所处的多重困境；探求“左翼”思想的思想特质对构建当代人文思想的作用，力图由此对处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思想界提供某种新路向。

以往对“80年代文学”的研究总是强调它与“文革文学”以及“十七年文学”之间“断裂性”的一面，对两者延续性的关系不够重视。当然，这儿所说的“延续性”并不是简单地归结于“没有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而是在注重“80年代文学”的“转折性”特征的前提下，发掘更深层次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国家” 与“文学”的关系上，也即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央集权的社会体制（既表现为文化和知识体制，也表现为经济和政治体制）与文学创作（包括围绕创作而产生的出版、批评和宣传等活动）之间的多样关系。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视野中，我们强调了重返“80年代文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90年代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则深刻地改写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政府、市场和文学之间的治理、交换、自治和互补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特别明显地体现在文学生产方式的转换上，具体的研究将会涉及以下四个方面：新的治理方式和文学体制的变化；政府、市场和文学生产机制；社会的媒介化与“文学性”的播撒；“纯文学”的消解与文学的边缘化。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国家想象”的萌芽、发生与发展，当然和晚清中国因为与西方列强相遭遇，从而逐步形成新的“世界图景”，并且愈益自觉地在这一世界图景中逐渐完成从“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化密切相关；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则是体现出由新的“国家想象”衍生出来的各种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以及国家建设的话语和实践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文学”如何在参与这种竞争过程中形成自身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具体而言， 首先从晚清到五四，主要论述现代中国“新的国家想象”的形成过程，指出这种想象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同时深入讨论现代文学在承载上述国家想象的影响之后产生的内在困境。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中华民国”的建立，这意味着晚清以来关于如何从“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化的讨论与话语，最终得以“实体化”。无论是章太炎以“文”立“国性”的规划，还是青年鲁迅在他的影响下，在和“帝国”“国民国家”等“国家想象”的辩论中，突显其激进的“人国”设想，以及“南社”诸君在“排满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下重建“政治社会”的种种努力，都应该放在这一“新的国家想象”逐渐实体化和建制化的过程中来理解；但“民国理想”实体化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逐步危机化的过程，不仅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兴起，把“抒情”的危机与“政治”的困局联系起来，而且“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发展与转折，也与民国宪政危机密切相关：“民国理想”如果要落实到“现实”，由“五四”新文学奠定的“启蒙”方案就必须在某种意义上得以重写。而正是这种重写“启蒙”的力量，将“大众”重新引入到“国家”与“文学”的视野中，“左翼”思潮与“左翼”文学藉此浮出历史的地表。因此需要清理左翼思想的源流，描述左翼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进而分析“左翼”思想与国家想象的内在联系：无论是回溯性地论述鲁迅命名的“乡土文学”如何书写“民族国家”，还是通过解读《阿Q正传》揭示鲁迅面对的“启蒙”困境以及克服困境的努力，都显示出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向”；然而这一“转向”的发生，却不限于“国家”与“文学”之间，而是具有晚清以来“新的国家想象”必然与“新的世界视野”相联系的特点，因此既可以透过重建鲁迅的阅读史，将“革命文学论争”的语境扩展到同时代的日本左翼思想，也能够通过比较瞿秋白和葛兰西的思想，把“领导权”的理论放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来理解，从而较有说服力地展示出从“革命加恋爱”的小说到女性题材的左翼电影，在批判旧社会、恶势力黑暗的同时，都透露出某种对“新国家”和“新国民”的向往。

“左翼文学”对于“新国家”和“新国民”的向往，最终落实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为一种“现代国家想象”的“新中国”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体现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央集权的社会体制与文学创作之间形成了某种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既具有“一体化”特征，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视野中，“新中国文艺”即使拓展出较大的“海外空间”，显示了共和国文化政治的多样性，却还需要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重塑“新中国”的“边疆”形象，需要通过“美学大讨论”的方式，在“美”的领域重申“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必要性，需要将青年的“幸福观”讨论转化为一个激进革命的概念话语装置，通过这个装置，国家才能将“新人”生产出来……由此可见，“新中国”作为某种“全能型”国家力图用“革命”的方式重新摆放“文学”的位置，在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而80年代“改革”在文学上体现出来的最初特征，就是塑造出带着“伤痕”的“新人”形象，一方面用“新人”形象显示出与之前时代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则以“伤痕”的面貌和过去以“革命”为特征的“国家想象”区分开来，代之以更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化想象”。只有在这个从“革命想象”到“现代化想象”的转换背景下，“改革”话语承诺的“大和解”才成为可能，但不论“小生产者”的“理想”如何美妙，“现代化想象”总是和“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90年代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深刻地改写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作为文学畅销书的《平凡的世界》被一代又一代读者作为“励志”读物来阅读，与知识分子话语面对“底层文学”的挑战所遭遇的“代言”困境，看似没有什么关联，却是上述变化在不同领域表现出来的鲜明症候。

四

长期以来，受“西方中心主义”思维习惯的影响，研究界（包括相当一部分海外研究界）一直比照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来理解现代中国的“新的国家想象”，有意无意地将其解释为西方国家思想的中国版。而我们则有意摆脱“西方中心”的思维习惯，依据较为开阔的世界视野和现代中国的独特经验，重新理解和构想现代中国“新的国家想象”。我们所理解的“新的国家想象”，是指自晚清到现在的一百二十余年间，中国的有识之士对“中国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的回答， 以及依据这些回答而形成的不同的动员社会的思想路向和表达形式，尤其是把“革命”作为动员方式的重要取向和作为建设“新国家”的主要动力。而在这些思想路向和表达形式中，内容最为丰富、因此在今天具有最大阐释空间的部分，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在这样的视野下，我们才能够重构“新的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纵观整个中国的现代历史，“左翼革命”的思想和文学一直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潮流之一，对中国的“现代国家想象”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在很长时间里受种种原因的限制，使得研究界对中国左翼思想和左翼文学的解释一直过于狭隘，也过于片面。我们希望在研究中恢复中国左翼思想和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既着力发掘左翼思想和左翼文学在构成来源上的多样性，更注意分析左翼思想和文学的变迁过程，以及其理论发展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给现代中国的左翼思想和左翼文学予以恰当的历史定位。

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研究界的一个主导倾向，是越来越强调现代文学的独立的审美（形式）意义，我们则有意打破狭窄的“文学性”观念，着力凸现一个更为符合中国现代历史经验的大文学性概念，力图改变这一事实上是窄化了中国现代文学内涵的学术倾向，在一个较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中，深刻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性”的内在关联，深入揭示20世纪中国文学与整个现代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互相包容的丰富联系，从而把握该文学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丰富性和社会价值。

对中国“现代国家想象”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理解，不仅在文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上会有较为重大的突破，开辟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基本价值的新视野，并在此基础上促进“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主流研究范式之后的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为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思想史研究打开一个新的远景，更重要的是它对当代思想和理论建设也有重大的意义：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终于可以向当代中国及思想文化界贡献从其自身历史中爬梳出来、因而是它迫切需要的、比西方理论更能切中中国问题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了。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14年第5期

文艺  批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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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民族国家形成”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查尔斯·蒂利（Charls Tilly）在讨论18世纪以来欧洲的情况时，曾经将“国家建设”（State-making）和“民族形成”（Nation-building）区分开来，所谓“国家建设”指的是政权的官僚化、理性化、渗透性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而“民族形成”则主要体现为公民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认同、参与、承担义务和忠诚；在欧洲这两个过程并不同步，强大的现代国家的出现往往先于民族的形成。但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指出，20世纪中国“国家建设”与先前欧洲的情况不同，从“晚清新政”开始，这一过程是在“民族主义”以及“现代化”的旗号下进行的。与现代化和民族形成交织在一起的中国模式的国家权力的扩展，预示着20世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成长道路与18世纪的欧洲不同。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页。

[2]这一对“现代中国”前景的独特认识，可以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来加以概括，那就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956年11月，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回顾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并且展望21世纪的未来：“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45年，中国的面目全变了。再过45年，就是2001年，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加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为什么中国对于人类要做出较大的贡献呢？他讲了两个原因，第一，中国人口达到6亿多人，第二，中国国土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但“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6-157页。

[3]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伦理自由”的最发达形式。它不像婚姻那样是一个简单的、直接的伦理生活形式；它不像市民社会那样仅仅是劳动分工强加给拥有财产的诸个体的一种相互依赖的形式；它也不同于同业公会，它不仅仅是一种受制于单个行业或职业的伦理生活形式。国家是完全自主的、拥有权利的个体的联合，他们仅仅基于那个联合的共同成员身份就自觉地、自愿地相互认同。具体而言，就是直到个体在他们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文化的或地理的共同体共享的身份感中发现了自由，伦理的自由才会完全得以实现，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纯粹而简单的结合是个体真正的满足和目标”，这个共同体就是“国家”。参见霍尔盖特（Stephen Houlgate）：《黑格尔导论：自由、真理与历史》第328以下的论述，丁三东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基于这样一种“伦理国家”的理解，“现代民族国家”就其意义而言，不仅仅是工具性的，而且能够成为某种新的意义的源泉。

[4]譬如严家炎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丛书”和“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分别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5]参见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6]参见倪文尖、罗岗：《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的“合法性》，《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1期。

[7]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该书的增订版。

[8]参见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此文也收入刘禾的《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一书中，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9]参见本·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有学者更具体地指出“现代民族国家”与“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小说”之间的密切联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欧洲兴起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和想象文学的形式和对象不可分离的。一方面，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支配着文学的进程，把‘民族性’和‘民族语言’这些浪漫主义的概念引进（主要是幻觉的）文学领域成为明确的‘民族文学’。在另一方面，通过创造‘民族印刷媒介’——报纸和小说，文学参与了民族基础的构造。正像弗兰西斯科·德·桑克蒂斯所谓的‘19世纪欧洲的民族性（nationality）崇拜’描述的那样，尤其是小说作为一种复杂然而边界清楚的艺术作品在将民族定义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Brennan, Timothy, The National Longing for Form, in Hoim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NewYork: Routledge, 2000, p.48.）。

[10]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三联书店，2002年)一书中，特别是第七章《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进一步讨论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包括批评与创作两方面）之间的复杂关联。

[11]参见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6年。

[12]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特别是导论的第二节“帝国／国家二元论与欧洲“世界历史”以及下卷第一部《帝国与国家》中的有关论述；孟悦：《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特别是“第一辑 你来自哪一个‘现代’？”中所收的几篇论文。

[13]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和五四遗产》，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 ，2007年；A. Dirlik，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US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

[14]李杨：《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现代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

罗岗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

● 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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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现代国家想象、民族国家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构/1

上编

第一章“文”与“国性”：

现代文学观念形成期章太炎的文学论述/17

一、两种不同系统的斗争：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与章太炎“文”的自觉/18

二、骈散之争与作为起源的声律：章太炎“文学”论述的背景与渊源之一/25

三、四部划分与具有源流意义的文体：章太炎“文学”论述的背景与渊源之二/38

四、文辞与学说之分：针对作为“现代文学”根基的“感”/46

第二章国家形态的“文化偏至”：

帝国、国民国家与鲁迅的“人国”构想/55

一、“梦寐”与“觉醒”/55

二、“天朝帝国”：“和外界隔绝”的“旧梦”/60

三、国民国家：“使人人归于一致”的“新梦”/64

四、“人国”：“主观觉醒之世界”/70

第三章“民立”如何可能：

南社重建“政治文化”的努力及其失败/75

一、传媒领域的新生力量/75

二、批评与批评的挫折/86

三、公共领域的分化与危机/98

第四章家国危机、文化冲突与末世抒情：

民初政治困局中的“鸳鸯蝴蝶派文学”/103

一、从武装“革命”到文化“复古”/103

二、家国危机与末世“抒情”/113

三、封闭空间里的自我毁灭：《玉梨魂》的妥协与矛盾/121

第五章“民国理想”与启蒙的“颠倒”：

“五四”新文学的展开和转折/134

一、“鬼魂”与“革命”：解放了的阿Q/134

二、“民国理想”与“人民主权”/145

三、启蒙的“颠倒”：“找着群众的野兽性”/159

第六章“世界民”与“地之子”：

早期“乡土文学”对“民族国家”的书写/164

一、“乡土文学”与“国民文学”：世界、民族国家和地方/166

二、“乡土文学”与“世界文学”：普遍性和特殊性/185

第七章时势·革命·文学：

日本左翼思想与革命文学论争/207

一、进向“大时代”的时代/207

二、《壁下译丛》：编译实践及其对“阶级意识”的把握/209

三、“媒介化”的日本：鲁迅对“新人”的理解/226

四、“革命文学”论争与鲁迅的思想瞬间/241

第八章从列宁到“韦护”：

瞿秋白“领袖权”理论与“革命加恋爱”小说/244

一、瞿秋白、葛兰西与共产国际/244

二、“领袖权”的理论旅行/249

三、列宁与现代君主/260

四、怎么办？/271

第九章从“现代女性”到“新女性”：

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中的现代国民想象/287

一、左翼电影：大众文化与领导权/287

二、“现代一女性”：改造女明星/292

三、“新女性”的诞生/298

下编

第十章“新中国文艺”的海外空间：

香港左派电影与新中国文化政治的多样性/307

一、“长城公司改组”事件与香港左派电影的发生/308

二、香港左派电影、上海左翼电影与社会主义电影/312

三、香港左派电影：双重定位及其问题/316

四、“站在海外岗位上”……/322

第十一章为“新中国”塑造“边疆”：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领土表达/324

一、作为“新中国”边疆形象的“领土”/324

二、景物风俗的再现/325

三、国防意识的建构/329

第十二章“自然美”与社会主义文化想象：

重返20世纪50至60年代新中国“美学大讨论”/336

一、客观美与“自然”问题/337

二、自然美：常识与教养的争执及其反思/352

第十三章国家、“青年”与“幸福”：

一个激进革命的概念装置/387

一、作为美德的劳动与物质生活的两难/389

二、“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性/400

三、“新人”的自我解构/404

第十四章带着“伤痕”的新人：

作为文学思潮的“伤痕文学”与“现代化”想象的诞生/414

一、疾病的隐喻：现代国家危机及历史记忆的重构/415

二、新的历史叙事：《班主任》的文本缝合与裂隙/425

三、现代国家主体群像：带着“伤痕”的新人/439

四、新的国家想象的确立与“伤痕文学”思潮的式微/450

第十五章“大和解”是否可能：

“小生产者”的理想与80年代的“改革”话语/460

一、小说内部如何实现文本的和解？/460

二、从《内当家》到《鲁班的子孙》/463

三、政治经济学层面上的“良心”/469

四、“小木匠”逻辑的背后……/472

第十六章从“劳动”到“奋斗”：

“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474

一、“励志型”读法/474

二、“劳动”：改造“个人”与改造“世界”/480

三、《平凡的世界》与“改革文学”/487

第十七章苦难叙事和“代言”困境：

知识分子话语与当代文学的“底层”想象/496

一、“纯文学”与“底层写作”研究/496

二、苦难叙事：从作家到批评家/506

三、知识分子的“代言”困境/511

四、中产阶层趣味与文学的“第三世界”/517

代结语 两个“六十年”与人民共和国的根基/524

一、新人/524

二、“普遍性”的新边疆/527

三、两个“六十年”/530

四、高与低/532

五、现实与抽象/534

后记/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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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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